不久前，发现者号上天，载着国人制作的仪器。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兴奋之余，我又不免有些忧虑：由阿尔法磁谱仪想到了科学的未来，又由科学的未来生发了人文价值的思考。也许这是一种纯粹的原始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或后物理学（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考。
我这么想：假如所有的人都非常实际地盯着眼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那么就不会有发现者号的这次升空。然而，美国人怎么就想到了“反物质”了呢？这不是唯心的反唯物的吗？至少是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的思考。这种思考通常不能与现实对位，也就是说既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物质）来验证，也没有实用价值或现实目的。听说当初居里夫妇提炼铀，也是没有明确的现实目的的——马上转化为生产力，而是一种“纯学术”研究。这样的例子在科学领域数不胜数。因为，假如科学研究的目的都只是为了实际应用（即改造自然），那么它的另一张认识自然的面孔就会被淡忘或者遗弃。这使我想到了正被日益“边缘化”的我国数理化和文史哲的现状，从而忧虑频生。我赞同这么一种说法：工科为了今天，理科为了明天，而人文学科却是为了后天。
这种说法解释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譬如为什么哈佛选择了一个文学研究家做校长，而不是任何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或物理、化学奖的获得者；为什么英国人“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为什么文科（尤其是文史哲）就其师资和学生人数而言在西方的几乎所有著名综合性学府都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
当然，文科，尤其是文史哲，缺乏工科的那种立杆见影的实用价值。但它们的价值又恰恰在于它们缺乏实用价值。它们并不总指向物质，也无法用金钱衡量。它们属于广义的形而上学：替我们的世界架起一个巨大而又无形的平衡器，以扼制人类的某些固有的倾向（宗教和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起的也是这种作用）。不屑说，人类的固有倾向（如物化倾向）勿须提醒、勿须诱导，因为人类有生存的本能和吃得好、过得好的欲望（这一点与动物没什么差别）；而人文精神的建立却是一种向善的、超越实际的攀登。俗话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恶，并不泛指物质世界。
假如看不到这些或者有意识无视这些，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严重地“道器”失衡，严重地物化、退化。试想，没有形而上学，哪儿来的科学幻想？没有科学幻想，又哪儿来的今天和今天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创造？
由此，我联想到罗贯中和曹雪芹。推想两位老人家决不只是为了写实和隐史才成就《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无论是《三国》的开篇词，还是《红楼梦》的“好了歌”，那种“看破红尘”的精神难道不正是人文精神赖以对抗实用主义的最好的武器吗？
当然，一个民族不能人人都盯着明天或者后天。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民族只能看到今天，那么她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